近年来,量化私募领域“私奔私”(即核心员工从原机构离职后自立门户创办新私募)现象持续升温,背后是行业发展阶段、机构机制、个人诉求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结合业内案例与行业趋势,其核心动因可从以下维度深度解析: 一、核心矛盾:利益分配与激励机制失衡量化私募的核心竞争力高度依赖投研团队的策略能力,而现有机构的激励体系往往难以匹配核心人才的价值预期,这成为“私奔私”的首要推手。利益分配不均的典型场景:头部量化私募多采用“平台型模式”,核心投研人员(如PM,投资经理)虽掌控策略研发与产品业绩核心环节,但利润分成比例受限于公司制度。例如,某百亿级量化私募的PM即使管理规模超10亿元,分成比例也可能低于20%,而自立门户后可直接获取产品收益的30%-50%(行业常规分成比例)。如2025年登记的上海正合实控人葛陈亮,在天演资本任职9年至研究总监岗位后离职创业,其全资持股的新公司可独享业绩收益。股权绑定的局限性:部分机构通过持股平台给予核心员工少量股权,但实际话语权与退出机制受限。如磐松资产前副总经理李光虽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持股,但其股权比例远低于创始团队,难以参与核心决策,最终选择独立创业。 二、发展瓶颈:职业天花板与策略自主权受限量化行业的快速迭代要求投研人员持续创新,但大型机构的层级架构与策略管控,往往制约个人发展空间。扁平化架构下的晋升困境:头部量化私募多采用“投资总监+多个PM”的架构,PM晋升路径狭窄。例如,某机构研究总监岗位仅1个,而资深PM超过10人,且策略源代码归属公司,个人难以积累独立知识产权,导致部分核心人员选择“带着策略单飞”。策略方向的博弈:机构为控制风险,常对投研团队的策略类型、迭代节奏进行严格管控。如监管对程序化交易的规范收紧后,部分机构强制要求缩减高频交易策略,而擅长此类策略的投研人员可能因理念不合选择离职。2025年智策盛源实控人张磊,曾在灵均投资从事量化研究6年,离职后创办的新公司专注于高频T0策略,与原机构的策略方向形成差异。 三、行业红利:量化赛道的低门槛与高潜力国内量化市场仍处于快速发展期,制度红利与市场需求为“私奔私”提供了可行性土壤。创业门槛降低的现实条件:新私募登记流程简化,实缴资本1000万元即可满足基本要求(如上海正合、兴乾基金等均为1000万元实缴资本),且券商、期货公司为争夺资源,会为新机构提供交易通道、托管服务等一站式支持,降低募资与运营成本。超额收益的吸引力:尽管量化市场逐渐拥挤,但细分领域仍存机会。例如,中证500、中证1000指数的量化产品仍能实现15%-25%的年化收益,而新机构可通过差异化策略(如行业中性策略、跨境套利)快速打开市场。2025年登记的深圳九木,其创始人余浩依托此前在海南盛冠达积累的大宗商品量化策略,新公司成立后迅速获得部分产业资本注资。 四、外部压力:行业竞争与业绩考核的双重挤压量化行业的内卷化加剧,核心人员面临业绩压力与人才竞争的双重挑战,部分人选择以创业方式掌控主动权。业绩考核的生存压力:头部机构普遍实行“半年一考核”的淘汰机制,PM若连续两个季度业绩排名后30%,可能面临团队解散风险。例如,天演资本曾因“优化投研人员”引发市场关注,此类压力推动部分人员提前布局独立创业。人才流动的连锁反应:行业内“挖角”与“创业”形成示范效应。如2025年兴乾基金实控人陆文俊(原运舟资本总经理)离职后,其原团队成员袁修恒随之加入新公司,形成“核心人员带团队私奔”的模式,降低了新机构的组建成本。 五、风险与挑战:新私募的生存考验尽管“私奔私”热潮涌动,但新机构面临募资、合规、策略迭代等多重挑战,并非所有创业者都能成功。募资端的核心难题:初创私募缺乏品牌背书,难以获得银行、信托等渠道资金,多依赖自有资金或高净值客户种子轮投资。例如,2025年新登记的私募中,超80%的管理规模在0-5亿元区间,且部分机构因募资不及预期被迫转型或注销。合规与运营的隐性成本:新机构需搭建完整的合规风控体系,且面临策略同质化竞争。如某初创量化私募因未及时适应监管对程序化交易的报备要求,开业3个月即被出具警示函,影响产品发行进度。 总结:行业重构中的必然选择量化行业“私奔私”升温,本质是人才价值与机构机制、行业红利与生存挑战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核心员工而言,自立门户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与职业自主权的理性选择;对于行业而言,这一现象将加速量化私募的分化——头部机构需通过优化激励体系(如增加利润分成比例、开放核心股权)留住人才,而新机构则需凭借差异化策略与灵活机制抢占细分赛道。未来,随着量化市场竞争加剧,“私奔私”热潮可能逐步降温,但核心人才的流动仍将是行业重构的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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